梅贻琦的人物轶事 《无问西东》:永远的西南联大 永远的校长梅贻琦

2018-12-30 - 梅贻琦

电影《无问西东》上映后,有一篇文章很火——《看了<无问西东>我才明白,高晓松为什么要骂清华学生》。

文章说,有一季《奇葩说》,来了一个清华的博士生,他叫梁值。

他问三位评委:我该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这句话,令高晓松怒了。

梅贻琦的人物轶事

高晓松质问他:“我觉得你没有做到一个大名校的胸怀天下,名校是干什么用的?名校是‘镇国重器’!名校培养你是为了‘让国家相信真理’,这才是一个名校生的风范,而你直接问我应该找个什么样的工作,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你觉不觉得你愧对清华这十多年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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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松的话,道出了现代教育的现状。那个年代炮火连天,“华北之大,却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但人人求知若渴若狂,为国家故,为真理故;如今环境下,我们的大学教育培养出的,却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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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还在,读书人却没了。

另一篇文章调侃:看完《无问西东》后,我给我的Kindle充上了电。虽是调侃,但确是对那个年代的向往:求知、求真、求贤。

《无问西东》结尾有个彩蛋:镜头所过之处,皆是影响我们至深的大师。

在西南联大读过4年本科、2年硕士研究生的杨振宁曾回忆:“联大虽然仅存在了8年,但她培养的人才对新中国的贡献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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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想要梦回唐朝,因为怀念那时的繁华昌盛;有人想要梦回联大,只因那是一个有信仰的纯粹年代。

而杰出大学的背后必有杰出的领导者。

西南联大设有校务委员会,由3位校长任主席: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蒋梦麟(北京大学校长)、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实则始终由最年轻的梅贻琦主政。

《无问西东》中,清华学子吴岭澜和梅贻琦的一段对话让人印象深刻。

梅贻琦问吴岭澜,你读书为何?

吴迷茫地答:只知读书是对的。

梅又问:你英文国文都是满分,物理却在不列,为何选实科,而不选文科。

吴答:只觉得实科更有用些。

其实即便学霸如吴岭澜,对于未来也是迷茫懵懂的。

但梅贻琦点醒了他:“什么是真实?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做什么、和谁在一起,有一种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

因为如此,吴岭澜才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而最终,又在西南联大将这份真实传递给了沈光耀。

《无问西东》本质上,讲的便是这种传承。好的老师,就像一粒火种,大学精神,就是靠这样的薪火相传。

在那样艰苦的时期,梅贻琦作为传薪火者,将联大办成了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梅之风骨,到如今,更值得我们怀念与推崇。

“我的小女儿也没考上联大”

论资历年龄都排在三个校长最末的梅贻琦,把西南联大办得风生水起。在一次大会上,蒋梦麟把自己的表交给梅贻琦说:“我的表,你带着!”也就是“代表”的意思了。

那时日子非常苦,要跑警报,还要饿肚子——甚至堂堂校长夫人、梅贻琦的妻子韩咏华也要到大街上做小生意,售卖自己做的“定胜糕”。梅贻琦经常在校办公,也就经常和学生一起跑警报。警报一响,不少人跑得都找不着北,但梅校长却永远是那样绅士,那样从容不迫。

一次,梅贻琦的弟弟出国前到昆明看他,发现兄长的住处是如此之逼仄,伙食是如此之寒酸。晚上,一家人更是闷闷不乐,因为侄子梅祖彦跑警报时,把眼镜连带盒子都跑丢了。没了眼镜他就看不清楚;看不清楚他就没法上学。他都快要没法上学了,家里仍买不起新眼镜!

1938年西南联大负责人与旅行团全体教员合影,前排右三是梅贻琦。

在西南联大,梅贻琦管事,说话当然就管用。但对自己的子女,他从不搞特殊。抗战时期不少青年从军,他的儿子梅祖彦在西南联大念书,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梅贻琦对儿子说:“你想去我支持,你不想去我也不反对,你自己做决定吧。”儿子果然就去了。

每年“高考”完后,有个别人上门来,为自己的子女、亲朋好友说项。梅贻琦从来都坚持原则。一次赴上海,他受到清华很多同学的热烈欢迎。有一位校友说,自己的孩子准备考大学,请校长多关心。梅贻琦听完,没答应也没拒绝,只说:“我的小女儿去年也没考上联大,她只好录取到别处了。”

抗战后期,国民党政权已渐失民心。世道不公,特务非常之猖獗,西南联大的民主运动也极其活跃。闻一多、张奚若、曾昭抡、费孝通等是其中最活跃的一批人。罗隆基被称为“罗隆斯基”,而吴晗则被称为“吴晗托夫”。1946年联大解散,三校分别复校北上后,吴晗依旧非常积极。

有人就看不下去了。国民党的大员陈某某特地从南京到北平,邀请北平一些大学的领导吃饭,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他请来了北大的胡适、郑天挺,当然少不了清华的梅贻琦。

陈某某对梅贻琦说:“你们学校的吴晗,也闹得太过分了吧,该约束约束他啦。”北平警备司令部的人也指名道姓地说:“是该管一管了。”梅当然明白“管一管”是什么意思。他立即解释说:“吴晗只是个读书人,他并没有怎么样,他也不可能怎么样。”

1947年4月27日,清华大学36周年校庆,梅贻琦(左三)与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左二)、原西南联大训导长兼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左一)、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合影。

梅贻琦对所谓的“管一管”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大学是最高学府,天职就是追求真理、服务祖国,而不是为某党某派所私。大学理应培养建设人才,但也不妨有些批判精神。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而非党派之私产。只有提倡学术自由,才能建设杰出大学。而学术自由,本身就意味着包容新旧左右,允许百家争鸣。只要教师不在课堂上宣扬自己的主义,不是借学校的名分去搞政治,不影响本职工作,他是不赞成干涉教师自由的。

当然,形势比人强。你跟政治讲理,政治不跟你讲理。他看形势有点不对了,立即让人通知吴晗:“吴先生,你得赶快走,晚了不行了。”吴晗会意,乃遁之。

人品、资历、才干、工作样样过人

1940年,西南联大三校之中的清华,特意为梅贻琦任教25周年举行庆祝。梅贻琦在美国的母校也把名誉博士学位送给了这位杰出校友。各方的名流政要、专家学者纷纷莅会,无数校友、学生的问候也如雪花般飞到昆明。

在庆祝会上,曾任教育部长的李书华非常得意地宣称:清华有今日的成绩和地位,与梅校长的努力分不开。当初推选梅先生做清华校长,“是我在任内最满意的一件事”。

但面对这罕见的殊荣,梅贻琦只是非常谦抑地把自己比作京戏中的“王帽”:“他每出场总是王冠齐整,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

梅贻琦本就是清华人。当年第一届庚款生招考,轰动全国,报名的有700多人。发榜了,有个小伙在看榜时,看见旁边一位瘦高个不慌不忙、不忧不喜地也在那儿看。

按说,应考者要么上榜要么不上榜,中榜者高兴得连尾巴都翘上天了,落榜者便是涕泪飘零也不稀奇。独此君容色自若,静水深流,别人看不出个山高水深。后来才知这个瘦高个叫梅贻琦,在录取的47人中,排第六。

留学归国后任教清华。梅贻琦不爱说话,但教书却非得说话,课外还要为学生补功课,很累人。他回到“天津卫”向恩师张伯苓诉苦,说不想干了。张伯苓一听,很是不悦,问:“你教多久了?”“半年了。”“才半年,怎么就知道自己没兴趣?年轻人要有点耐性。回去教书!”这一训,就训出了一位世界闻名的大学校长。

梅贻琦到清华任教后,人品、才干、资历、工作,样样过人,但年近三十而依旧单身,说媒保亲者很多,他却一次次地婉拒,为的是照顾3位弟弟读书。家人都替他担心,他自己却不操心。

后来,他往一韩姓人家跑得勤快起来。倒是腿脚勤快,嘴皮子还是不勤也不快,依旧寡言少语。别人都替他急,但他自己不急,甚至与这位叫韩咏华的女子热恋时,也不大说话。两人要订婚了,韩咏华的好友提醒她:你要知道,他可是不爱说话呀!韩咏华一愣:不说话就不说话!韩咏华算是梅贻琦的同门师妹,而今更近了一层。他们喜结连理时,很多学生送喜联,因梅贻琦字月涵,而梅夫人又姓韩,就干脆写上“悦韩”字样。

梅贻琦在清华极受器重,曾出任教务长,并一度代理校务。他是少壮派教授的核心,而其他成员,像叶企孙、陈岱孙、金岳霖、陈达,都是他的弟子。后来罗家伦当校长,梅贻琦走了。再后来,一任任校长走马灯似的都走了,而梅贻琦又回来了。他是被无数清华人衷心请回来做校长的。

1948年8月16日,到清华大学视察的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左)由梅贻琦(中)送出校园。

在名流云集的清华,要出任校长绝非易事。那时政潮频仍,学潮云起,校长与教授、学生的关系比较复杂,学生驱赶校长、校长解聘教授的现象时有发生。罗家伦曾是蒋介石的秘书,他场面很大地来清华做校长,两年不到,就灰溜溜地被赶跑了。

北大校长蒋梦麟曾明确表示:“我不赞成教授治校,我的口号是校长治校,教授治学。”他拍着桌子说:“我办不好北大,谁能办北大?!”教授哪还敢说话。清华则是教授治校的典范,梅贻琦继承了这个传统,他一上任就宣称:“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

梅贻琦敏于行而慎于言。他说话非常之少,而且非常之慢。有人把他的口头禅整理成了顺口溜:“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云云。当然是笑话,调侃而已。对这位梅校长,大家是敬而爱之,视他有如父兄。

学界巨擘陈寅恪轻易不臧否人物,但对梅贻琦却颇有好感,他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这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当然,那时大环境远不是那样“理想”。然而,便是在这不理想的时代中,在梅贻琦治下,清华仍一团和气,上下悦服,学术上突飞猛进。

拿着两本书登机

1948年,历史面临新的抉择。天地玄黄,暗流涌动,北方一位位人物南下。梅贻琦是个有影响的大人物,他的去留不可能不为众人所瞩目。他的夫人韩咏华在广州也为他担心,每天都看报纸,时常看到丈夫为清华校务而东奔西跑,就是看不出来他去留的迹象。

他也想过这个问题。舍不得他的人实在太多,清华学生在民主墙上专门出了极为恳切地挽留校长的壁报,同学们甚至还组织队伍到校长住处齐呼口号挽留校长。地下党组织也向梅贻琦捎话:“你不要走,我们了解你,希望你留下来。”他的南开校友周恩来更是公开说:“像梅先生这样的人可以留下来,他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人民的事。”

1948年12月,枪声传到海甸(现为海淀),清华园就停课了。陈岱孙去找梅贻琦,梅正要进城,说学校没钱了,要弄点钱来,让师生员工撑过这段时间。进了城,拿了钱,坐车到西直门,眼看着门已关,且再不让开了。清华原本有个特别通行证,在平时,只要有这个证,任何时候都可以过西直门。

但那一天通行证失效了,梅贻琦只好回到城里。胡适也在城里,他告诉梅贻琦说:你还是别回去了,一起走吧!几日后,诸事安排妥当,他才预备南飞。飞机好不容易来了,在南苑机场,他还在犹豫。终于,最后一班飞机来了,他从容不迫地提着一架打字机,拿着两本书登机。

1939年,梅贻琦全家在昆明东寺街住所合影。后排左起:梅贻琦、韩咏华、梅祖彤,前排左起:梅祖芬、梅祖彦、梅祖彬、梅祖杉。

寓居海外时,梅贻琦非常关注祖国的动态。他先是在欧洲,后又到美国,手握巨额清华基金,却过得极其清贫。他一如既往地为清华订了许多学术刊物,但收到这些刊物后,拆了装,装了拆,就是不知道还能不能把它们送到那些真正需要它们的清华师生手中。他一直在异邦遥望故国,遥望京城,犹豫着是否要再回来。但终于没有等到那一声召唤,也终于没能踏上归途。他又在祖国的宝岛台湾建了一所大学,也叫清华。他把一生都献给了清华。

他什么都知道,但不愿写

晚年的梅贻琦健康不佳。和他住对门病房的胡适劝他要记得写遗嘱,公事私事都应该写。他不爱听,也不愿写。夫人劝他,他也不写;亲弟弟劝他,他还是不写。最后,直到胡适离世,他都没写。胡适走时留下了他的遗嘱;而梅贻琦直到永诀,也没有留下任何文字。他什么都知道,但他什么都不说,他不爱说,也不愿说。

梅贻琦长眠后,他的秘书立即把他的提包封存。不久,各方人士开会纪念梅校长,就把他的提包放在桌子上,要打开来。大家心里直出汗,担心不知道打开后会是什么东西。他的夫人尤其担心。因为他们相守几十年,她总是见他到哪儿都带着这皮包,但从来就没有让她看过。

梅贻琦从北平到昆明,从昆明回北平,到南京,到广州,再到欧洲、到美国、到台湾……关山万里尘与土,卅年家国云和月,浊浪翻腾几曾歇。但他一身清风,纤尘未染,始终不忘带的却是这皮包。

这必定是他此生最珍视、最重要的东西了。校长夫人最担心的是:皮包里或许有非常重要的文件。而在这样的场合示众,或许有相当的危险——等打开一看,大家都呆住了:这皮包里,全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笔,规规矩矩,分毫不差。

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后,离开昆明前梅贻琦夫妇合影。

所有的人都震撼了:在那贪污成风、腐败无孔不入的年代,对握有实权者,要想有所偏私,实在是“举手之劳”。要想干干净净做点事,那有多难。风习之下,似乎也只有贪污是“正常”的,不贪污则是“不正常”的。一个人长期掌控着那样巨额的经费,却从未顺手揩点油,那就更是“异类”了。

然而,梅贻琦就是这样的“异类”。

数十年来,他始终一人独自掌握着巨额的清华基金,生活却像当年孔夫子那样,惶惶东奔西走,到了几乎清寒的地步。他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没有动用公家的半文钱,他把所有钱都用给了清华,为着把清华建成杰出的大学,为着替祖国培养杰出的英才。

这就是梅贻琦,一代圣人。这皮包,正是他用生命守护着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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