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祯出名的诗 清代诗宗——王士祯

2019-05-16 - 王士祯

王士祯出生于科甲蝉联、世代仕宦的新城王家。新城王氏的先祖,原籍在今山东诸城,属青州府,元末时迁到新城落户。新城王家不但是江北赫赫有名的世家大族,而且诗礼传家,出过不少以诗闻名的名士。王士祯的高祖王重光、曾祖王之垣、祖父王象晋,均为明朝的高官重臣。

王士祯出名的诗

后来虽遭明末战乱,但仍不失为诗礼之家,至今在新城还有“四世宫保”的牌楼。 出身于世代簪缨之家的王士祯不但诗名满天下,并且一度仕途通达,官高位显。王士祯的成功,则更是这一家族的殊荣,实现了封建家族子弟光宗耀祖的传统理想。

王士祯出名的诗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他从小所受的良好的启蒙教育。 王士祯小名为豫孙,是祖父在河南做官时为他取的。当时士祯的父母亲随祖父王象晋居住于官任,士祯就出生于河南。

后来祖父退职返乡,一心教课诸孙。王士祯兄弟四人,除士祯成为一代大家外,其大哥王士禄、二哥王士禧、三哥王士祜皆有诗名,这同祖父独到而开明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士祯六岁入塾读书,当时大哥士禄已有诗名,准确地说,士祯的诗歌启蒙是其长兄完成的。

王士祯出名的诗

王士祯后来回忆说:自己年龄很小时,就能体会出诗歌中独特的意境。小时候在学《诗经》时,就被《燕燕》、《绿衣》等篇深深感动。这说明他很小就显示出情感丰富的特点,具备诗人的才情和潜质。

更难得的是,其祖辈、父辈比较开明,并没有过分阻止他们课余的吟诗做赋行为。大哥士禄,不但自己爱好诗赋,看到小弟士祯如此爱诗,也亲自指导他。这样一样,王士祯就得天独厚地发展了自己的诗歌创作才能,很小就工于诗书,十五岁时已经写了不少诗歌,编为《落笺堂初稿》。

王士祯出名的诗

在明末乱世中安度童年的王士祯,由于家庭的庇护而得到合理教育,但时代动乱还是影响了他幼小的心灵。那时满洲女真部落经常骚扰北方,甚至劫掠到他的家乡新城,王氏很多族人在动乱中遇害;王士祯的母亲曾为了避祸而自缢。

这些可怕的童年回忆,初步培养了士祯的民族兴亡感。了解这一点,对于研究他以后诗歌中隐而未发的情感,以及他的处世态度、人生观,是很有帮助的。

顺治七年(1650),十七岁的王士祯应童子试,连得县、府、道三个第一。次年,参加乡试中举。三年后———即顺治十二年(1655)赴京会试,中乙未科进士。但他没有立即做官,而是跟随其大哥王士禄继续攻读诗文。

顺治十四年(1657)秋天,王士祯来到济南,在大明湖历下亭上邀集诸多名士,举办秋柳诗社,即席作《秋柳》诗四首,诗传大江南北,和者百数十人,士祯因而声名大噪。顺治十五年,王士祯赴京参加殿试,考中二甲进士。

从此,王士祯开始踏入仕途。 顺治十六年(1659),王士祯出任江南扬州府推官,从此开始了他五年的扬州司法官岁月。这成了他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 在清兵入关之初,扬州虽然受到“扬州十日”的浩劫,但随着清政权的逐步稳定,很快又成为江南的花花世界。

扬州地处运河与长江交汇处,是当时重要的交通枢纽,社会情况也极其复杂。明末的爱国遗民把这里作为反清活动的重要据点,清廷的各级官吏也把这里当成剥削搜刮的重点地区。

作为一名初登仕途的年轻官员,王士祯赴任之后,不但做到了廉洁奉公,而且秉公执法,公平合理地处理各类积案,不卑不亢地处理好各种关系,受到当地同僚的赞许和百姓的爱戴,从而使他政声远扬。在官吏考评中,王士祯因政绩卓著而得以内迁,为他以后的政治生涯及文学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扬州岁月使他有机会饱览了江南江北的秀美风光,大大开阔了眼界。尤其是太湖湖畔的渔洋山,更是使他流连忘返,从此,他就以“渔洋山人”为号。

“渔洋山人”的雅号,体现了他对江南秀丽风光的痴迷和对这段岁月的怀念。同时,他还在江南结识了很多志士高人、遗民隐逸,他们志同道合,共同集会唱合。这些活动不仅使王士祯的文学才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还影响了他的思想志趣、价值取舍。

在以后的为官生涯中,王士祯洁身自好、甘为“循吏”、宁做“朝隐”的人生选择,离不开扬州岁月的熏陶。 康熙三年(1664),王士祯扬州任满,因政绩突出被总督郎廷佐、巡抚张尚贤、河督朱之锡等保举入京供职。

这使王士祯有机会在全国文化中心的京城广泛结交当时名士,比如时称“南施北宋”的施闰章、宋琬,就是王士祯入京后结识的。入京之后,王士祯的知名度进一步扩大,开始引起统治者的注意。

康熙十七年(1678),王士祯受到康熙帝玄烨召见,因对诗甚合圣意,转为侍读,入值南书房———也就是以词臣身份侍奉皇上。这对于爱好做诗吟对的文士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殊荣。同时,也体现了康熙皇帝对他的诗学观点的承认。

从此以后,王士祯可谓步步青云。他曾先后出任国子监祭酒、兵部和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职。在此期间,他依法办案,严明执法,纠正了多起冤假错案,其卓越政绩仍然是有口皆碑的。

并且,王士祯为官清廉,公余惟以诗书为乐,令人景仰。 康熙三十八年(1698),王士祯晋升为刑部尚书,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身为刑部尚书的王士祯恩宠一时,为其家族带来了巨大荣耀,其祖父母、父母、亡妻都受到加封。

他终于实现了传统文人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封妻荫子,光宗耀祖。 王士祯权高位重的政治地位,为他倡导的诗学理论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同时,由于他倡导的冲淡闲适、言在意外的诗风适应了歌颂盛世的需要,因此又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

再加上王士祯一直礼贤下士、奖掖后进,门生、同道遍布天下。所以,他倡导的“神韵说”大行于世,王士祯也因此成为清初四十年的诗坛领袖。此时的王士祯真如泰山北斗,受万众景仰。

这期间,王士祯还因公多次出使外地,途经河北、河南、陕西等地,远涉广东、四川。祖国各地的奇山异水无不触发出他的创作灵感,使他诗兴大发,所以,每到一地他都会留下不少诗篇。尤其是巴蜀之行,巴山蜀水的奇异曾一度使他诗风大变,写出了迥异于前期诗风的雄放之作。

人生无常,人事莫测。在仕途和诗坛上春风得意数十载的王士祯,最后的结局却是被借故罢官而结束了仕途生涯。康熙四十三年(1704),七十一岁的王士祯出任刑部尚书后不久,因受王五案牵连,被以“瞻循”罪革职回乡。

朋友们知道他无辜,纷纷劝其上疏申辩。王士祯却超然地放弃了申诉的权利,轻车回乡。因为他深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只不过是皇上借故罢他的官罢了。

康熙后期,在诸子争位的斗争中,王士祯曾与几度被废的太子胤砫诗酒唱和过,这无意中触怒了康熙皇帝。于是,这个曾给他无数荣耀的皇帝借故罢免了他。一向居官异常谨慎的王士祯,无意中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因诗被重用,又因诗遭逐,这大概就是他与诗的不解之缘吧。

一生清廉、身无长物的王士祯罢官后,虽然生活清苦,但他恬然自安,唯有闭门著书,整理自己的著作。也许只要有诗书陪伴,仕途的顺利与否对他已不重要了。据说在去世前不久,他还在构思文章。

恰在此时,与他有师生之谊又有甥舅之亲的赵执信,又以《谈龙录》一书向他的诗学体系发起进攻,王士祯对此表现出宽容的态度。历尽风霜、饱尝人间荣辱的他大概不屑也没有精力去应付这些事了。

康熙四十九年(1710),康熙皇帝眷念旧臣,特诏王士祯官复原职,但当时的王士祯已是风烛残年,无力去亲自谢恩了。次年,七十八岁的一代文坛盟主王士祯去世。故旧门生纷纷悲悼,其中有《长生殿》作者洪矯、《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等时下名流。

蒲松龄曾作《五月晦日,夜梦渔洋先生枉过,不知尔时已捐宾客数日矣》诗四首,表达对王士祯的哀悼之情。其中第一首曰: 昨宵犹自梦渔洋,谁料乘云入帝乡。 海岳含愁云惨淡,星河无色月凄凉。

儒林道丧典型尽,大雅风衰文献亡。 薤露一声关塞黑,斗南名士俱沾裳。 这位短篇小说之王对王士祯的文学创作进行了高度评价。他忘不了这位同乡对他创作《聊斋志异》的鼓励———终生困于场屋的蒲松龄,不屑与权贵结交,王士祯曾多次主动拜访,礼贤下士,令他十分感动。在看过部分原稿后,王士祯对《聊斋志异》进行了高度评价,促进了作品的创作与传播。

首倡“神韵” 独领风骚

王士祯幼时即受到其兄王士禄(字西樵)的启蒙诗教,对唐诗中风格空灵淡远的王孟诗派尤其喜爱。相传他幼时曾作《落叶》诗数篇,其中“己共寒江潮上下,况逢新燕影参差”、“年年摇落吴江思,忍向烟波问板桥”等句,就受到长辈称赞。

顺治十四年(1657),当时已小有文名的王士祯秋游济南,召集当时名士在大明湖举办“秋柳诗社”,他作的《秋柳》四首震惊四座,其一曰: 秋来何处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 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烟痕。

愁生陌上黄骢曲,梦远江南乌夜村。 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 该诗不同于早期的遗民诗,诗中多用典故,朦胧隐约,却又含蓄雍容;虽有清愁浅恨,却吞吞吐吐,欲说还休,初步体现了其“神韵”的主旨。

据说当时大江南北和者众多,甚至闺秀之中也有和作,二十四岁的王士祯也因此而一举成名。王士祯在扬州任职时,江淮山水、隐逸故交使他诗兴大开。期间他先后结识了吴伟业、钱谦益等前辈诗人,并尤其注意结交布衣隐士。

顺治十八年,他与曾经名动江淮的乐工丁继之相识,共同凭吊金陵故都,写成了《秦淮杂诗》二十首,其中第一首曰: 年来肠断秣陵舟,梦绕秦淮水上楼。 十日雨丝风片里,浓春烟景似残秋。 该诗风格与《秋柳》接近,但更添了凭吊故国、昨日如梦的怅惘。

作为一个十二岁就入新朝的年轻诗人,王士祯不可能有前朝遗民诗人那样强烈的民族兴亡感,但对于前朝的灭亡,他或多或少还是有一种不自觉的感慨。 后来在王士祯的倡导下,又在扬州举行了“红桥修禊”等多次文社集会活动。

康熙二年(1663),他在扬州所作的《冶春绝句》二十首,不仅使“冶春词”独步一代,而且使红桥(也作“虹桥”)成为扬州一景,诗风流韵三百余载。王士祯此期的诗歌情中有景,诗中有画,体现了他在诗艺上的进一步探索和成熟,有些诗句更是脍炙人口,广为流传,如《真州绝句》其四中的“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再过露筋祠》中“行人系缆月初堕,门外野风开白莲”等。

这些诗句色彩鲜明,富于意境,给人无尽的想象空间与艺术感染力,成为“神韵”诗的典范。 扬州唱和是王士祯艺术道路上的重要一步,在扬州期间也是他诗歌创作上的旺盛期,不管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王士祯在扬州的创作都成为确立他诗坛地位的奠基之作。

内迁入京后的王士祯在首善之区丰富的人文资源的滋养下,更是如鱼得水。他的诗作与宋琬、施闰章等人一起入选《八家诗选》,体现出他在诗坛上已拥有全国性的影响。在其后的因公外出过程中,他的“神韵”诗论也随之得到进一步传播。

王士祯和他的“神韵说”大行于世是历史的机遇。康熙初年,天下初显盛世景象,第一代遗民诗人先后谢世,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王士祯的“神韵说”强调艺术上的感染力,重视诗歌的神致韵味,讲究“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恰好避开了当时敏感的时政禁忌与遗民情绪等题材。

正是由于时代的需要,再加上他扬州任上的政绩与已有的文名,才使康熙皇帝选中他作为文学侍从。康熙的这一举措不仅体现出新朝廷对其诗风的认可与鼓励,而且为神韵说的广为流行和确立王士祯的诗坛盟主地位铺平了道路。

从此以后,王士祯在诗坛上的地位也和他的仕途一样,如日中天。 王士祯并无长篇的诗论专著。他主要是通过编诗选宣传他的诗歌观点。

他曾编选《唐贤三昧集》及《唐人万首绝句选》,前者以王、孟、韩、柳诗为主,后者则因为绝句这一体裁更能体现其“神韵胜,语近情遥”的特点,而王士祯的诗歌就是主要以“七绝”来体现其神韵说的。

在《唐贤三昧集》序言里,他阐述了自己选诗的标准和原则,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艺术追求。唐宋诗之争是清代诗坛上的热门话题,王士祯的“神韵说”大行于世是宗唐派占上风的标志。在《唐贤三昧集》中,他不选李杜等大家而偏好王、孟、韦、柳等人作品,可见他实际上只是推崇的唐诗之中那些符合“神韵”主旨的冲淡闲适之作,远远不是唐诗的全部。

宋代严羽宗唐诗,认为“盛唐诸人,惟在兴趣”,讲究“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诗韵与美感,强调“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追求“水中之月,镜中之像”的朦胧意象,把艺术鉴赏、诗的感染力抽象化。

王士祯继承了严羽的诗学理论,主张冲淡、闲远的意境,提出“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诗歌的最高境界,并声称要“揭出盛唐面目给人看”。

因此,在诗歌创作中,王、孟一派模山范水的淡远清新之作便成为神韵派模仿的对象。由此可见,王士祯的神韵说也并非他自己的独创,不过是继承、发展了前人的“兴趣”、“妙悟”、“滋味”等学说而已。

然而,他以其大量的创作实践,体现了对这一风格的追求和探索,避免了清初以钱谦益为首的宗宋派以学问为诗的流弊,给当时的诗坛带来了一股清新之气。难能可贵的是,他把这一风格不仅用于写景纪游诗,还用于怀古咏史诗。

如《秦淮杂诗》其八: 新歌细字写冰纨,小部君王带笑看。 千载秦淮呜咽水,不应仍恨孔都官。 诗歌为讽刺阮大铖谄奉南明弘光皇帝而作,借古鉴今而余韵不绝,暗喻讽意而不动声色,显然提高了神韵诗的品位。

王士祯在长期的仕途生涯中,多次因公外出,行踪遍及大半个中国。尤其是典试四川、祭告南海、祭告西岳等几次公务,使他得以西游巴蜀、南游粤地,饱览了各地的风光,并留下了大量诗歌。在自然山水的触发下,王士祯的诗风也曾出现变化,留下了一些雄浑豪放的作品。

如《登白帝城》: 赤甲白盐相向生,丹青绝壁斗峥嵘。 千江一线虎须口,万里孤帆鱼腹城。 跃马雄图馀垒迹,卧龙遗庙枕潮声。 飞楼直上闻哀角,落日涛头气不平。

这首诗咏史怀古而声调悲壮,颇有杜诗风味。与他以前的诗歌相比,扩大了艺术视野,突破了“神韵”的限制。 总之,王士祯诗歌的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其神韵诗里,他推崇的含蓄蕴藉、意在言外的诗歌理论,既是对传统诗歌重视情蕴滋味的主流观念的整理与继承,又适应了清初特殊的政治需要,再加上他较高的政治地位与辛勤的艺术实践,因而使他独领风骚数十年。

然而,正如前人所说:“国家不幸诗家幸。”国家幸了诗人也就“不幸”了。

由于王士祯的文臣身份和过于优越的政治地位,使他必须履行词臣的职责,奉命唱和,因此也就难免写出一些歌功颂德的台阁体诗。纵使王士祯头脑清醒、有忧患意识,但长期的台阁重臣地位也能在不知不觉中削弱他的艺术感受力,限制他的视野,乃至泯灭诗歌创作的灵感。

再加上他的诗论本来就有纯艺术化倾向,这种特殊的身份愈发使他过分强调“悟”,刻意追求“无我”,因而使他的不少作品显得空泛无物、无病呻吟。他论诗时所说的“诗如神龙,见其首,不见其尾。

或云中露一爪,一鳞而已,安得全体?”固然体现了他对诗歌创作中的艺术视角定位、感情尺度、表现范围上的探索,强调了艺术创作要含蓄、“留白”———即讲求给读者留下想象空间的重要性,但这种表达要以作者自然体物、悟出客体之神韵为前提,而不是简单的刻意剥离自我,贸然地强求“无我”,然后“未悟先笑”。

因此,王士祯的某些诗歌也难免会带有造作、自我陶醉的痕迹。总之,“神韵”“天然”固然是诗歌的至境,但既然是天然,就不应刻意强求。

以王士祯这样相对平坦的人生道路和官高位重的政治地位而没有沦为台阁体,与他在诗歌创作上的多样化追求是分不开的。他早年学诗从七子入手,“中岁逾三唐而事两宋”,晚年又转而宗唐,但他一贯主张“神韵说”。

初入京师时,王士祯入选“八家诗选”,可看出他明显吸收宋诗特点;典试四川时,蜀地的奇山异水也曾使他诗风大变;但晚年编选《唐诗三昧集》,则又体现了他重返唐风的最终选择。此外,他还有不少反映社会现实、同情民生疾苦的诗篇,如《养马行》、《蚕租行》等,有些诗颇具乐府风味。可见,他的艺术实践客观上突破了狭窄的神韵视野。

勤于著述 名垂千秋

王士祯一生勤于著述,所著数十种均得以传世。其诗文总集为《带经堂集》,是在他去世的前一年由他口授、其子启汧编次成册,总共九十二卷。诗歌有《渔洋山人诗集》二十二卷(另有十六卷本),又有其弟子惠栋裒辑的《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十卷(另有补十卷)。

诗话有《渔洋诗话》三卷、《诗论正宗》二卷。词有《衍波词》二卷。笔记杂著有《池北偶谈》二十六卷、《居易录》三十四卷、《香祖笔记》十二卷等数种。另编选有《唐贤三昧集》三卷及《唐人万首绝句选》、《古诗笺》、《古诗选》等多种。

除诗歌外,王士祯的词、散文、笔记小说也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他在扬州任上的词作《浣溪沙·红桥怀古》就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佳作,其中“绿杨城郭是扬州”更成为歌咏扬州的名句。

《池北偶谈》是他的笔记杂著集,其中《谈异》一门模仿六朝志怪,题材广泛,描写生动,有的作品能曲折地反映社会生活,是当时文人笔记小说中的上乘之作,虽然不能与《聊斋志异》相比,却独具特色,当时流传甚广。

《四库提要》曾这样概括王士祯及其“神韵”诗风的影响:“当我朝开国之初,人皆厌明代王、李之肤廓,钟、谭之纤仄,于是谈诗者竟尚宋元。既而宋诗质直,流为有韵之语录;元诗缛艳,流为对句之小词。

于是士祯等以清新俊逸之才,范水模山,批风抹月,倡天下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说,天下遂翕然应之。” 王士祯对清代诗风的影响与贡献,离不开他个人在艺术上的勤奋,更是他的个人才情、志趣与历史机遇契合的结果。

清初文坛上继遗民学者之后出现这样的“盛世之音”,正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作为国朝六大诗人(王士祯、施闰章、宋琬、朱彝尊、查慎行、赵执信)中影响最大的一位,王士祯主盟诗坛四十年。他为官清正,政绩明显,虽处高位却出淤泥而不染,文章事业,皆可为一代之师。

为官期间,他更是不遗余力地奖掖后学、结交布衣,因故门生、故交满天下,其中就包括《长生殿》作者洪矯和《桃花扇》作者孔尚任。 晚年退居故里的王士祯,曾一度遭到甥婿赵执信的反对。

赵执信在《谈龙录》中指责王士祯“诗中无人”,谓其不知诗,批评神韵说的纯艺术化倾向。这场翁婿之间的争论曾引发了当时诗坛大论战,尽管王士祯没有积极应战,却反映了神韵说在清初诗坛上稳固的地位。

后来“性灵派”的袁枚也批评王士祯一味修饰,喜怒哀乐非出真心,但也只是说“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诗”,仍然承认王士祯为“一代正宗”。 可见,王士祯的诗学主张尽管有其局限性,但他的诗歌创作却客观上突破了“神韵”限制,因此他能够主盟诗坛数十年,成为一代正宗。

甚至在乾隆年间影响颇大的沈德潜“格调说”中也能找到神韵说的影子。参考文献: 1.伍铭:《渔洋精华录集注》,齐鲁书社1992年版。2.李毓芙等:《渔洋精华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3.裴世俊:《王士祯传论》,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版。4.蒋寅:《王渔洋事迹征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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