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2018-12-30 - 梅贻琦

自从现代高等教育制度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以来,出现过几位建树颇丰的大学校长,他们为发展我国现代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如果说北京大学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高等学府,应主要归功于著名教育家蔡元培,那么,清华大学崛起,成为在国内与北大并驾齐驱、甚至一度在许多方面超过北京大学的著名学府,则应归功于另一位杰出的教育家梅贻琦。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梅贻琦在任清华大学校长和主持西南联大工作期间,十分重视教师在提高办学水平中的作用,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论断。

从“大师论”出发,在具体的办学实践中,他实施“民主治校”、“教授治校”;他积极倡导“通才教育”,并始终把“学术自由”作为治校准则之一。他的上述思想和举措,大大提高了20世纪30—40年代的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的学术水平,并为我国培养出一批蜚声中外的大师级杰出人才。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1889年出生于天津一个家道中落的旧职员家庭。1904年南开中学第一期学生,与周恩来交往甚密。当时周恩来经常到梅家找梅贻琦温习功课,有时候通宵达旦。1908年梅贻琦入保定高等学堂,1909年考取清末第一批官费留美生,1910年进入美国武斯特工学院,学习电机工程,1915年获电机工程硕士学位学成回国。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1916年担任清华大学物理教授,先后任教务长、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1931年—1948年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是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至此开始,他和清华大学便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之贡献了他毕生的精力。梅贻琦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写下了他颇为不平凡的人生一页。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一.大师论

梅贻琦先生的教育思想,从教授治校到通识教育,涉及到高等学校建设的多个方面。高校教师观,就是高校应该选择怎样的人来做教师,学者们多集中研究梅贻琦先生“大师论”的观点。黄延复先生在《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中讲到,在1931年的就职演说中,梅贻琦首次提出了著名的“大师论”:“我们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

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我们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这方面,就不难办到。

可是教授就难了。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智识,故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灵感。

但是这样的好教授,决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我们只有随时随地留意延揽而已。同时对于在校的教授,我们应该尊敬,这也是招致的一法。”1932年在清华二十一年度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梅校长说道:“凡一校精神所在,不仅仅在建筑设备方面之增加,而实在教授之得人。

本校得有请好教授之机会,故能多聘好教授来校。这是我们非常可幸的事。从前我曾改易《四书》中两语:‘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现在吾还是这样想,因为吾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导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

”1936年,在《致全体校友书》中,梅贻琦又总结说:“此五年中吾人所努力奔赴之第一事,盖为师资之充实。吾人常言,大学良窳,几全系于师资与设备之充实与否;而师资为尤要。是以吾人之图本校之发展,之图提高本校之学术地位也,亦以充实师资为第一义……总之,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亦图之至亟也。

”抗战胜利后,在清华大学复还北归的过程中,梅贻琦再次强调“勿徒注视大树又高几许,大楼又添几座,应致其仰慕于吾校大师更多几人。

此大学之以为大学,而吾清华所最应致力者也”。 梅贻琦先生在众多地点与场合中,言明了大师对于大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说明大师乃是大学的第一要素。从中可以看出“大师论”的教师观在梅贻琦先生教育理念中的重要地位”。

二.通才教育

“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梅贻琦可堪称‘通才教育’思想之集大成者。”“通才教育”(GeneralEducation)也称“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是近代西方大学所普遍推行的教育方针和思想体系,主张“一个大学生,不仅应有专门的知识,尤须接受普通教育,此普通教育并非专门知识的准备,而应渗透在整个大学课程中”。

梅贻琦从传统儒家的“大学之道”出发,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极力倡导“通才教育”。

到1932年夏,他的这种思想就具有了明显的理论色彩。在一次学生集会上梅贻琦对全体学生说“本校举办这些系的目的,固然是希望学生获得一技一艺之专长,以期立身致用于社会。同时盼大家在注意本系主要课程之外,并于其他学科也要有相当认识。

”他认为,“学问务广,不宜过狭”。到1941年,当时执掌西南联大的梅贻琦发表《大学一解》,“通才教育”思想得以发挥到真正的理论高度。他说“通识之授受不足,为今日大学教育之一大通病,固已渐为有识者所公认,然不足者果何在,则言之者尚少。

”从大学的社会职能上来说,梅贻琦认为,现代大学理念仍不外《大学》所说的“在明明德,在新明,在止于至善”。因此,大学教育应该是给学生以“通识”训练,使学生“知类通达”。

他指出,“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原因在于“社会所需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否则,“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

”由此可见,这篇代表作通篇所论证的,就是“通识为本,专识为末”、“通重于专”这个主题。在实践上,梅贻琦一如既往地贯彻“通才教育”思想。从1933年增设工学院,到1946年将农业研究所改为农学院,梅贻琦在掌清华的十多年间使清华发展成为一所以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工学院、农学院为本科教育基地,以研究院各研究所为研究生教育基地,融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为一体的现代综合性大学。

从梅贻琦“通才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可以看出,维系这一思想的核心仍然是传统儒家经典教育理论和近代西方普遍推行的教育方针与思想体系的有机融合。

同时,“通才教育”思想也是梅贻琦教育思想中最能体现其前瞻性的核心部分,因为它本质性地与当下教育思想改革的重大成果———“素质教育紧密关联。

“通才教育”与“素质教育”是两种在本质上一致的教育观。前者针对当时“通识之授受不足”这一大学教育通病,从社会所需出发,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和人格修养的全面发展,后者则针对目前我国教育中普遍存在的“高分低能”现象,着眼于受教育者及社会长远发展的要求,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宗旨,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态度、能力以及促进他们在德智体等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

梅贻琦所处时代的教育作为一种救国救民的手段,受教育者自身能力和修养能否得以发展和提高并未受到重视,教育的长远意义也未得以彰显。这就使得梅贻琦所倡导的“通才教育”不仅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具有了一定的前瞻性。

而我们今天提倡“素质教育”,不但需要理论上的丰富和完善,更需在实践上充分发掘和借鉴清华或西南联大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从而使其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或口号,更成为一种行动,并能取得切实成效。

三.兼容并包,学术自由

在中国近现代大学的发展进程中,一提起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办学思想无疑是自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始,而作为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将这一思想继承并发展于清华园,为了捍卫学术独立,他始终以民主思想、学术自由的开明政策为治校原则,并一以贯之,从而在清华园中形成了一种教师之间、师生之间平等讨论学术问题的宽松氛围。

梅贻琦上任之时正逢国民党推行三民主义教育的高峰时期,他不但不照本宣科,重复党义,而且总是尽可能将来自国民党政府的干预排除在外,为师生保留了一角清新自由的学术天地,并鼓励学子思想要独立,态度要谦虚,不要盲从,不要躁进。

他把“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作为学术自由的原则。1945年11月5日,梅先生与闻一多、吴晗、潘光旦谈及政局和校局,随后在日记里写下了这么一段,就是这一思想的总结。

“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之所谓新旧,今日之谓左右,其在学校,应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所以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梅贻琦校长能够坚持并实践“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思想的决心和勇气值得我们钦佩。学术自由作为一个牵涉大学学术发展和创新的重要问题,其思想虽源于西方,但却是中国近代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对西方大学理念最为成功的借鉴之一。

学术自由指教师和学生不受法律、学校各种规定的限制和公众压力的不合理干扰而进行讲课、学习,探求知识及研究的自由。

具体来说,有教师的学术自由和学生的学术自由。从教师方面看,在大学里,向学生教什么,怎么教,何时教,按理说,教师最有发言权,但我国大学的实际情况是统一的学科专业,统一的教学计划,统一组织编写的教材,教师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

从学生方面看,虽目前推行学分制,学生可自由选择一些课程的学习,但这类课程和必修选修课程相比,只是极小的一部分,约占总学分的10%—20%。因此,就目前大学的实际情况来看,要将学术自由的精神真真切切的渗透进大学发展进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里,大学的师生们还需要长期共同的坚持和努力,而高等教育的管理者和学校的管理层则更应该在学术上赋予大学师生更多的自由,以使大学成为一片真正能够自由言论的园地,这样大学才能实现在对真理不断积极探索过程中的理论创新,从而保持大学永恒的生命力。

梅贻琦一生清苦。早年清华大学教授的工资相当可观,他做了几十年的校长,竟没有一点儿私蓄。联大、新竹清华校长,他手中握有巨款,办公室里却连一套普通的沙发都舍不得买。寓居美国期间,清华基金在他的掌握之中,他却每月给自己支薪极少,一生过着简朴的日子。

有人甚至说他是“守财奴”,也有人说他是“圣人”。梅贻琦到台湾后,将家眷留在美国,他在台湾挣的钱,无法养活远在美国的夫人。梅夫人自谋生计,打工,做代班,照顾盲童,工作到66岁。

梅贻琦逝世后的殡葬开支等费用,都是校友们捐助的。或许,梅先生不幸,以他的性格追求,生在动荡不安的多事之秋,而每一位与先生共事、受过先生教诲的人都叹自己有幸。梅先生就像乱世中一曲弦歌,平静和谐,没有一个刚性高亢的音符,绵长含蓄,不会为任何艰辛所阻断。

梅贻琦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了平静的句号。然而,他留给历史的,不止是满园桃李,更有一串深长的感叹。值此高等教育正处于改革与发展的紧要关头,梅贻琦的事业、精神、办学理念及思想仍然发出光彩,引起人们的关注、探索及无尽的思考,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先哲在高等教育领域历经艰辛创造的财富,它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现实的,对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创新性趋势仍然有着深刻的启迪和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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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任清大学校长期间,作风严谨,从不破规矩,就拿开会来说,从来都是提前到会,没有迟到的时候,可有两次,他却差点迟到了。1941年7月的一天,梅贻琦正在成都公干,这时,西南联大突然来电,政府要在联大召开一个教育会议,请示他某日某时可否开会。梅贻琦立即批准,并表示自己择日返回昆明,按时参加会议。可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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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先生宽厚温良,虽然寡言,但一言九鼎,万事都有主意。或许是因为笃信基督教,所以行为克己,接近苦行僧,连吃的饼中肉馅太多,也会觉得靡费。梅贻琦先生在清华校史中被提得并不多,甚至刻意被淡化。刻意淡化了他是清华在任最久的校长,刻意淡化了是他让清华在风雨飘摇中存活且壮大。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时期,学者与政客夺着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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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拥有重要的地位。根据史料记载,这句话出自梅贻琦先生在1931年12月3日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的就职演说,除了这句振聋发聩的名言之外,整篇演说平实简朴,如对家人,一如梅先生本人。梅贻琦,字月涵,1889年12月生于天津,后来成为天津南开学堂的第一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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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选C得3分,选E得2分,选D得1分。(A项“欣然上任”说法不正确;B项强加因果,“吾从众”表现的主要是梅贻琦的民主作风;D项“搞建设”说法不当。)(2)办大学不在于有大楼,而在于有大师;培养人才需审时度势,满足社会、国家的需要;学生教育,既重学问又重做人;主张学术独立、兼容并包、自由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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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天津人。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职,1931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31年12月3日,在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梅贻琦留下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本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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