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传简介 蔡元培 力挺爱国 进退有据

2019-06-23 - 蔡元培

“五四”而后,大家很热心群众运动,示威运动。那一次大运动,大家虽承认他的效果,但这种骤用兴奋剂的时代已过去了。大家应当做脚踏实地的工夫。 ——蔡元培《在北大话别会演说词》(1920年10月20日)

蔡元培是与孙中山一起干革命的元老,曾任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7年1月至1927年7月长北大十年半。迄今为止,他是影响北大最深、最受敬重的北大校长,在中国教育界的名望也难以被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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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大的师生员工,都称他为“蔡先生”,“几十年来一直如此,从不称他的名号和职称。这反映了老北大的人对蔡先生的景仰和热爱。”(郑天挺《蔡先生在北大的二三事》)胡适任驻美大使时,非常敬重他,每次提及时“只称蔡先生而不名”,生平最佩服蔡先生的领导作风,“只谈政策,不管行政,他最会用人而对人信任亦专。”(傅安明《回忆胡适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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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政治势力争论“五四运动”的正统。无论谁领导、谁传承,五四运动主将、骨干、中心在北大,学生中的意见领袖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许德珩、张国焘等,既有右倾,也有左倾,这是不争的事实。蔡元培对过热的政治运动有所保留,但倾力支持、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和人身安全,也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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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学生 积极营救

将“五四”游行前后蔡元培言行的多个细节串起来,虽然他没有直接领导这个爱国运动,但清晰表明了其引导、支持、保护的逻辑和立场。

细节一:1919年5月2日,他在北大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百余人开会。与傅斯年、许德珩同班的北大学生何思源在《五四运动回忆》中说,蔡先生“讲述了巴黎和会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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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二:2日晚,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钱能训密电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准备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3日凌晨,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前往蔡元培家告知此消息。胡适在1929年1月16日的日记中印证此事。“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失败的消息传来,徐世昌主张签字,陆徵祥、王正廷、伍朝枢皆主张签字”;汪大燮连夜去看蔡元培,“告以此时形势,说学生不可不有点表示。蔡赞成其说,故四日有大游行,遂有打赵家楼的事。”

细节三:汪大燮所称的“学生不可不有点表示”,显然是指通过学生游行,抗议施压北洋政府,推翻已作出的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决定。蔡元培不仅认同,而且马上行动,随即到北大,转告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段锡朋,以及国民社的许德珩等人。

细节四:3日晚,北大在三院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实质是“五四”游行的动员大会,推定许德珩起草宣言。蔡元培不仅批准召开会议,而且为方便许起草宣言,“立即批了条子,叫总务课给我一刀纸。五月四日,北大学生整队出发到天安门示威,蔡先生是支持的。”(许德珩《回忆蔡元培先生》)

细节五:5月4日上午约11时,学生游行队伍在红楼后的空地集结,准备出发之际,教育部派代表和军警前来阻拦,北大队伍因此最晚抵达天安门广场。张国焘在《我的回忆》、北大1917级哲学系学生杨晦在《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中都声称蔡先生有阻拦。

蔡元培本人回忆,对1918年夏学生反日请愿有阻拦且事后辞职,但对1919年“五四”游行没有阻拦。“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细节六:蔡元培不仅拒绝开除学生,而且全力保释被捕学生。学生游行队伍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后,北洋政府现场逮捕32名学生,其中20名北大学生。5月4日,教育部发布训令,要求蔡元培“严尽管理之责”,对不遵守约束、参加示威游行的学生“应即立予开除”。支持“五四”游行的蔡元培当然不会执行。

相反,当晚北大学生在三院大礼堂集会,商讨救援被捕学生。他来到现场,对束手无策的学生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全场欢声雷动。接着又说:“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关于善后处理事宜也由我办理,只希望你们听我一句话就好了。”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从明日起照常上课”。(曹建《蔡孑民先生的风骨》)

蔡元培日夜奔走,极力营救被捕学生,其中一招就很绝。前外交总长、财务总长,时任招商局董事会会长孙宝琦为段祺瑞所敬重,5月4日晚,蔡元培前去拜访,请他设法向段求情。孙表示困难,“先生就呆坐他的会客室里,从下午九时左右起,一直过了十二时以后不走。”(曹建《蔡孑民先生的风骨》)为救爱国学生,他是不惜老脸了。

5月5日下午2时,蔡元培与北京其他12所大专校长集聚北大,商谈营救被捕学生,会议声明“虽致北京教职员全体罢职亦所不惜”。5月6日,蔡元培带领各大专校长与警察总监吴炳湘交涉,愿以身家保释被捕学生;当晚,又召集罗家伦等学生代表,商议次日学生停止罢课,北洋政府保证释放被捕学生。

细节七:5月7日,北大学生复课,在“五四运动”中被捕的20位学生全部释放。学生返校时,蔡元培率全校师生员工在红楼广场迎接,致词慰勉。被捕学生之一许德珩回忆,“先生是那样沉毅而慈祥的,含着眼泪,强作笑容来勉励学生,安慰学生。那种慈祥伟大的精神,是值得我们今日多多的回忆,是值得我们办教育的人多多效法的。”(许德珩《吊吾师蔡孑民先生》,又见《回忆蔡元培先生》)

扛责辞职 以退为进

“五四”游行后,蔡元培已敏锐地察觉“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作不休的态度”、“都中宣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又见《我在五四运动时的回忆》),政府、学生双方都想把事情搞大。“段祺瑞的有力助手、陆军次长徐树铮就命令他的部队把大炮架在景山上,炮口对准北大示威。”(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

游行失控,在赵家楼打、砸、烧行为的确涉嫌违法,他作为校长必须扛起责任,不宜恋栈。据杨晦在《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中回忆,5月4日晚北大学生在三院大礼堂集会时,蔡先生当场说:“发生这种事,他当校长的要引咎辞职,不过一定负责把三十二个学生保释出来。”果然,为保护学生、保护北大、保护自己、免激矛盾,5月8日,即被捕学生释放后第二天,蔡元培“引咎”辞职,次日悄悄离京。

南下途经天津与一位友人谈话时,他解释辞职的原因,“我之此去,一面保全学生,一面又不令政府为难,如此始可以保全大学。在我可谓心安理得。”(《晨报》,1919年5月13日)5月10日,他在《告北大同学诸君》信中明确表示:“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诸君之理!”

校长爱护学生,学生敬重校长。5月10日,北京各校在北大开会,迅速发起挽蔡元培留任(简称“挽蔡”)的活动。先以北大全体学生名义致函政府:“若令校长得留,则生等虽去校之日犹怀补过之思,否则非惟贻教育前途以莫大之危险,且恐激起全国舆论之非难。伏乞万勿允准辞职,以维学务而平舆情。”同日,北大教职员工推举马叙伦、马寅初、李大钊、沈士远等8位教授为代表,到教育部请愿,表达全体师生挽留蔡元培任校长的呼声。

北京各大专校长见政府对慰留蔡元培始终不表态,5月13日向政府集体递交辞呈,以此支持蔡元培,表明共进退的坚定决心。大总统徐世昌表面文章做足,暗地小动作频频。5月14日,签署慰留蔡元培的命令;同日,将挽蔡命令与挽留“五四运动”矛头直指的陆宗舆、曹汝霖命令一并在《晨报》发表;同日,又下了两道弹压罢课学生的命令,指责学生“名为爱国,适以误国”,要求教育部门约束学生,“毋得干务政治”。

5月15日,将同情蔡元培和五四运动的教育总长傅增湘免职。由此可见,与学生“挽蔡”真挚情感不同,北洋政府对蔡元培留任北大校长消极敷衍,毫无诚意。

于是北京各校学生继续罢课,核心诉求三个:中国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蔡元培复职北大校长。半个月后,全国多个城市罢工、罢市声援,形成运动新高潮。军阀大肆抓捕上街演讲、游行的学生。北大三院“校舍化作军营,被捕的一千一百余人之中,北京大学学生占六百余个”。(罗家伦《北京大学精神万岁 民众革命精神万岁》)

法不责众,何况已引起公愤。北洋政府的监狱关不了这么多爱国学生,只好不了了之,释放被拘禁在北大三院的学生。在北大师生、全国教育界工商界、社会舆论的持续联合压力下,北洋政府被迫继续让步。6月10日,下令免曹、陆、章三人之职。

6月26日,主持教育部部务的傅岳棻致电在杭州隐居的蔡元培,不接受辞呈,“学府主持,非公莫属。众望所在,翘企同殷。”同时专门派徐秘书抵杭劝说,以表挽留诚意。6月28日,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蔡元培听取“老谋客”汤尔和的建议,7月9日复电傅岳棻,留任北大校长,以胃病未愈为由,未立即北上(实际到校时间为9月20日),期间暂由蒋梦麟代理校长职务。7月11日,《时事新报》刊登蔡元培复任两条件:(一)不参加校外会集;(二)今后学生行动听指挥。所谓“听指挥”,即希望学生不仅要尽快复课,而且不能随便罢课。

救国读书 两不相忘

蔡元培一向主张“读书不忘救国”。“五四运动”后,北大学生过于醉心政治,无心求学,他看到其中不良的苗头。1919年7月21日,在杭州会见全国学联代表时提出完整的“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口号。

去杭州迎接他回校的段锡朋回忆:“先生以为五四运动过去了,大家要知道真正的救国,单靠爱国的感情是不够的,必须秉此感情以求理智的发展,去发挥真正的爱国力量。‘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这是先生昭示的名词。”罗家伦也回忆,蔡先生“到‘五四’以后学生运动发现流弊的时候,他又发表‘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名言。”

1919年7月23日,蔡元培发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一方面肯定学生“五四”以来的贡献和价值,“为唤醒全国国民爱国心起见,不惜牺牲神圣之学术,以从事于救国之运动”;另一方面指出国民永久觉醒非一时之功,勉励学生扩充知识,“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者,皆将有赖于诸君”。

1920年1月,蔡元培撰文《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提出“学生运动弊大于利”的观点。他认为罢课的损失比罢工、罢市还要大,“全国五十万中学以上的学生,罢了一日课,减少了将来学术上的效能,当有几何?”不客气地批评部分学生会混水摸鱼,“有了罢课的话柄,就有懒得用工(功)的学生,常常把这句话作为运动的目的”,“引起虚荣心、倚赖心,精神上的损失,也着实不少”;呼吁学生认清自己的能力和主业,“学生对于政治的运动,只是唤醒国民注意。

他们运动所能收的效果,不过如此,不能再有所增加了”,“现在学生方面最要紧的是专心研究学问。试问现在一切政治社会的大问题,没有学问,怎样解决?有了学问,还恐怕解决不了吗?”最后劝告学生:“打定主义(意),无论何等问题,决不再用自杀的罢课政策。”

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一样,不可能先天正确、永远正确。蔡元培对政治、教育、社会的阅历和思考,不是20岁左右的学生可比拟。他已经看出学生运动的负面冲击,可能被各种政治势力利用甚至左右,因而明显持保留意见。他说,“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

蔡元培这段话的本意是学生应以学业为重,反对学生(含20岁以上)直接、过多干预政治,反对学生因参与爱国活动而荒废学业。

外柔内刚 志不可夺

彼时国运萎靡,国势危急。各种政治势力甚至外国势力培植代理人,拉帮结派,争权夺利,争夺青年。大学及其校长夹在中间最为矛盾难受,既肯定学生爱国热情,又对学生荒废学业深为惋惜,所以经常呼吁政治势力不介入学校和学术。当然,这种呼吁只是一厢情愿。

只做学术不谈政治、既独立社会又影响社会,无疑是缘木求鱼。1922年3月,蔡元培发表《教育独立议》,倡导“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他一介校长,理想主义、自由主义浓厚,无力回天。

“五四”之后,“政治”北大已是愈演愈烈,越陷越深。蔡元培对学生运动起来后的学生心态变化,早有先见之明。“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潮”,“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容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蒋梦麟《西潮与新潮》)

对于“五四”运动后的“负效应”,不少人都有所察觉,并表示出某种忧虑。查毓瑛在致胡适信中(7月3日,具体年份不详),批评北大的一些不良倾向:北大学生热衷于开会,每年大小会议不下千次,而“关系学术的恐怕不能占百分之一”;有些学生以“五四功臣”自居,“甚有将前什么会议代表、主任等字样印于名片”。

一些北大学生尝到运动的甜头,挟爱国胜利之余威,乐此不疲搞请愿、闹独立。北大学生组织力量十分强大,学生许多事情不容学校干涉,发展到后来,越来越放肆,宿舍自行分配,甚至可以住亲眷,学校也不能过问,俨然“独立小国”。

蒋梦麟回忆,“五四”胜利之后,如蔡元培、胡适所料,北大一些学生“为成功之酒陶醉”。多次以罢课向校方提出无理要求,“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来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例如学生竟然取代学校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者赞成严格一点的纪律,学生就马上罢课反对;要求学校津贴春假中的旅行费用、学生活动的经费、免费发给讲义。

(蒋梦麟《西潮与新潮》)那个年代的北大学生,有好政治、好学运、好上街的“三好”风气,持续甚久,影响甚广。

蔡元培向来温和尔雅,是谦谦君子,很多人误以为是“好好先生”,其实很有主见和原则。“殊不知他‘外柔内刚’,有‘临大节而不可夺’的风格”(罗家伦《蔡元培先生的风格和远见》);“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发言作文,不肯苟同”(蒋梦麟《试为蔡先生写一笔简照》);“于其所不好者,绝不假词色。

其行至方,语至直,从不阿合于人”(黄炎培《吾师蔡孑民先生哀悼辞》);“在公义一方面,蔡先生是特立不屈、勇往直前、丝毫不退、莫不假借的斗士”(任鸿隽《蔡先生人格的回忆》)。

1922年10月17日下午、18日晨,北大爆发“讲义费风潮”。蔡元培与学生公开冲突,也是他任北大校长期间最激烈的冲突。“这位平常驯如绵羊、静如处子的学者,忽然之间变为正义之狮了。”(蒋梦麟《西潮与新潮》)基于对学生不可理喻行为的极度失望和痛心,10月18日,蔡元培果断辞校长职。

总务长蒋梦麟、代总务长沈士远、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出版部主任李辛白、数学系主任冯祖荀同日宣布,“随同蔡校长辞职,即日离校”。全体职员也宣布暂停办公,北大校务瘫痪。

辞职,辞职,辞职!在险恶黑暗的政治旋涡和恨铁不成钢的学生面前,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十年半,至少辞职七次。他以《易经》“小人知进而不知退”解释自己的动机和立场,“我国近年来有许多纠纷的事情,都是由不知进退的小人酿成的。而且退的举动,并不但是消极的免些纠纷,间接的还有积极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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